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