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