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