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软铅尺②，以适应世上人的道德，使二者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一致. 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可得，除非使人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去作坏事而已.“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议事会上将同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相反意见，那等于白发表意见，或是附和别人，这就如同忒楞斯的戏里密喜俄③所说的，助长他们的疯狂.至于你提出的间接的方法，我看难用得着. 我指的是你建议我在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 在国王面前，一个人无从装聋作哑，也不能视而不见. 他必须公开赞成最糟糕的献策，支持最有害的旨谕. 任何人对坏意见只要不尽情恭维，就会被看成是间谍，几乎视同叛徒.”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干任何有益的事，因为和你相处的是那般同事，在他们自己还未得改造之前，很容易带坏哪怕是再好不过的人. 由于来自他们的这种不良伙伴关系，你本人不是被拖下水，就是保持正直清白，却为别人的坏事蠢事作了掩护. 所以你的间接手法远远地无补于事.“由于此，柏拉图作了一个很妙的比较，指出何以哲学家有理由不参与管理国家. 哲学家看见人们走出涌上街头，浑身给经常的阵雨淋湿，却无法劝他们进屋子避雨.①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至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当然啦，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 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所以，当我心头思考乌托邦人的非常贤明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可是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资充裕；于是和乌托邦人的政策相对照，我又想到别处许多国家不断制定法律，却全都不上轨道——在这些国家，一个人不管取得了什么东西，就把它叫做自己的私产，然而那儿每天订出的全部法律却不够使一个人对于轮到可称为他自己的商品，给以保护防卫，或从别人的商品分辨出来. 这种困难处境，容易从无数层出不穷的诉讼得到证实.我重复一句，当我考虑到以上一切实际情况，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更不奇怪何以他不肯给拒绝财产均有法规的人们制定法律.①

    “这位哲人当然轻易地预见到，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 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 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在一般的情况下，穷人倒很应该享有富人的境遇，因为富人贪婪、肆无忌惮、毫无用处，而穷人则正派、直率，终日辛勤劳动，牺牲自己为国家作出贡献. 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我承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副担子，但我坚信，无法取消它. 可以规定一项条例，任何人拥有的地不得超过若干亩，任何人货币收入不得多于法定的数目. 还可以通过特定法律，防止国王权力过大和国民傲慢不逊，以及禁止卖官鬻爵，不许因公务而个人得以铺张浪费. 不如此，就会产生机会，使人想通过欺骗及掠夺去充实私囊，而且本应该由贤人担任的官职，势必要委任富人担当. 我的意见是，犹如得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断医疗可获得拖延，因此用这种立法，那些弊端也可以减轻，较为缓和. 然而只要每人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