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凌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他们！

    挑吧！拣吧！那就是我，一个年仅20、自命不凡的优等生，兜里揣着一把油腻腻的计算尺，脑袋里装着顽固的处事原则。至今我仍记得，我是如何按照那些原则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公司的工作的。原则。现在我慢慢地洞察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卷入战争啊。有些时候人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倒霉的日子里，他会感到软弱、愤怒，甚至冷漠和百感交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变，任何改变都行——我手里有一把甩不掉的枪，它给我指出目标，我一心朝那个目标奔去。我要说的是，主席先生，对我来说，政治问题怕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了，因为灵活恐怕早已成为我的口头禅。

    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也许我应该把最近不断折磨我的另一种恐惧说出来，即我已开始丧失记忆，这些年的担忧开始对我造成损伤。偶尔——特别是在清晨那几个小时，当世上的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我非疯了不可。不过请不要担心。这种事，我已经说过，只是偶尔发生，当然不会影响我白天的正常教学工作。即使只教教夜校，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有一种感觉，鉴于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