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然后他转过头，点了点。

    “尽我所能。”他低声说。

    “那您可真是干错了职业，迪尔曼先生！”

    “是的，”他说，“不是吗？”他重复道，“到目前为止，科德公司这帮人没做什么针对克莱蒙、阿贝尔和他们的工厂的事。赫尔曼银行和它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旧的刁难停止了。”

    “每个人都一定会这么看，好像克莱蒙和阿贝尔现在能喘口气，是因为他们下决心除掉了不听话的赫尔曼。”

    “看上去想必是这样，对，”迪尔曼说，“可实际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代表国家的，卢卡斯先生。如果他们做了此事，那您立即就可以指控法国政府犯了谋杀罪。”

    “有人受政府的委托被干掉，这种事已有先例。”

    “肯定。”迪尔曼说。

    “总之，最高的部门选定了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就是您，来尽可能保密地解决此事。我们大家都得按您要求我们的去做。是这样吧。”

    “正是这样，卢卡斯先生。正如我讲过的，泰奈多斯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您知道，自从我接手此案，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人写的文章里的一处地方，我对此人尤为敬重。他是个德国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李希敦贝格。”

    “那地方怎么说？”我问。

    他说：“它说：‘大雨倾盆，所有的猪都进去，所有的人都变得肮脏。’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是我遭遇到的最大的暴雨。”

    27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坐在昂热拉身旁。我们在半夜看完电视后关掉了电视机，喝着“人头马”。我把我经历的一切都讲给昂热拉听了。

    “是的，”她说，“我认识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我到过‘岩石乐园’几回，跟朋友们一道。”

    “你怎么认为？”我问，“迪尔曼说的是真话吗？”

    “我跟他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几乎没讲过话。”昂热拉说，“但是他给人一种非常诚实的印象。我不相信这人会撒谎，即使他想撒谎。”

    “我也这么想”，我说，“那我就又回到从前了。我没有前进一步。”

    “那位来自波恩的缉税官克斯勒，那位……”

    “克斯勒？他也没有。在征得迪尔曼的允许后，我给他和鲁瑟尔打了电话，告诉他克莱蒙和阿贝尔的事。鲁瑟尔对巴黎来的管束仍然怒气冲冲。克斯勒平静多了，跟你一样，他说，他相信迪尔曼讲的。”

    “你瞧，”她抚摸着我的头发，“长时间没洗过了。”

    “明天上午我去理发店。”

    “我为你洗头发！”

    “你疯了！”

    “为什么？”

    “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给我洗过头发。”

    “你有过的那些女人一定都很可笑。我为你洗头发，或者你感到不自在？”

    “当然不会，昂热拉。”我说，“这个该死的案子。我没有进展，没有卡琳的消息。另外，汇给她一千五百马克毕竟是错了。我的律师还是对了。”

    她沉默，俯视着城市。

    “你不觉得吗？”

    “我对此想过很久，”昂热拉说，“在这位德赖尔夫人给我送来她的信之后。”

    “怎么样？”

    “我认为，那不是你的错。”

    “我现在将立即停止支付。”

    “是啊，这样最简单了，”昂热拉说，“可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怎么了？”

    “信上表明，她爱你，罗伯特，还在爱着，尽管有这一切。”

    “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