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