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铺好一张大桌子。这上面和风吹拂，暖融融的。在城里挨了一天热，这里是如此的和暖美妙。天空现在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