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