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quot;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quot;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quot;开会quot;，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quot;开会quot;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quot;保存住自己quot;，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quot;恢复quot;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quot;中农quot;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自从农民瘟疫开始以来。农村用的马已经成为富农的可靠标志。因此，马主人只好把马拴在马市的柱子上，最后依依不舍地拍拍它，趁着没被人发觉时迅速悄悄离去。

    一般认为那场瘟疫发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尸臭却久久笼罩在俄罗斯农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库班地区的农村，刚刚脱粒完的粮食全部直接从脱粒机旁上缴给国家，颗粒不留。农民只好边收割，边脱粒，边吃。脱粒工作完了，粮食也没有了。甚至没有一粒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制止那些痛哭号叫的女人？这里还剩下谁是没有被剥夺彻底伪富农呢？还能强制迁移谁呢？（读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quot;富农quot;之后的早期集体农庄的情况，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证明：一九三O年她亲眼看到几个农村妇女从索洛维茨监狱用小邮包把黑面包干寄给家乡的人！！）。

    再看看季莫费?帕夫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的经历吧。他一八八六年生于米赫涅夫斯克乡的基什金诺村（离列宁高尔克村不远，就沿着那条大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参加过国内战争。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给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为人聪明、有文化，见过世面，有一双巧手。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兽医知识，对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热心。几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盖了一所不错的住房，辟了个小园子，把一匹小马喂养成了一匹高头骏马。不料，新经济政策使他头脑发昏了，于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这新经济政策。他和另一个农民合伙开了个作坊，制造廉价香肠。（我们的农村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没看见过香肠了。如今，人们是会搔着后脑勺这样说的：其实，村里开个制香肠的作坊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人自己干活，一个工人也没有雇佣，而且制成的香肠是由合作社经销的。他们干了两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开始用重捐税扼杀他们了，大大夸大了对他们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额是由财务稽核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子之外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