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quot;嗯！没跑掉吧！quot;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quot;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quot;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quot;按罪受罚quot;。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quot;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quot;（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quot;出来！quot;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quot;哈！你这个侵略者！quot;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quot;争取自由quot;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quot;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