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新装quot;莫斯科式上衣quot;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quot;商量好了quot;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quot;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quot;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quot;有趣的quot;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quot;花朵quot;组成的逃跑者的quot;花束quot;：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quot;六四quot;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quot;刑满日期quot;时不再说quot;一九七三年quot;了，要说quot;一九七五年quot;，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quot;怠工、强盗、抢劫、偷窃quot;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quot;经济破坏quot;，是因为我们quot;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quot;。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quot;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quot;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quot;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