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quot;你被捕了！！quot;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quot;我？为了什么？！quot;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quot;你被捕了quot;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quot;索尔仁尼琴。回来。quot;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quot;您……有个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