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quot;乌鸦车quot;--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quot;为了什么？quot;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