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quot;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quot;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quot;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quot;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quot;（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quot;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quot;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quot;也许拔一个恰好是……？quot;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