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就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把新疆的事搞好。有么子困难，我们大家一块想法子解决，商量着办嘛！”

    陶峙岳眼里遏制不住涌出涊意。他开怀地笑道：“有什么困难？现在，我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陶峙岳昭告起义将士，王恩茂笑谈戈壁大漠

    战车团团长胡鉴是解放军一野第一个同包尔汉在新疆握手的人。其时，战车团刚到乌拉拜，离乌鲁木齐还有一段路，包尔汉带着欢迎队伍早就等在这里。他和胡团长握了手，又爬到战车上，高高地站在车顶致欢迎词。他说：“直到今天，新疆才算真正地解放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隆隆的战车正午时分徐徐开进古城迪化，指战员们远远就能听到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响彻云霄的鼓乐。街道上到处飘扬着彩旗，彩车在前面缓缓引路，车上的喇叭高声播放着嘹亮的《国际歌》和《大路歌》。赠送慰问品的人们涌上来了，各式各样的慰问品雪片似的抛向战车，献花、献茶、献酒……维吾尔等各族青少年们纷纷爬上战车，得意扬扬地同解放军战士坐在一起，从南梁街口到东门外的部队驻地营房，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继战车团之后，连续十几天，王震指挥人民解放军二、六两军部队，由酒泉、玉门、安西陆续开进新疆，按照二军到南疆、六军在北疆的大体划分，进驻东、西、南、北各点。

    陶峙岳这时才将那份费尽心机的《告全疆将士书》发布下去。

    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它希望做到既明辨“是非”，又晓以“利害”，尤其是后者，陶指出：“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整个军事形势来看，兰州、西宁相继易手，外援早已断绝，退路亦复不通，运输的困难也是每一个袍泽都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此，在于新疆的地理和民族两大因素，决定了“一切都要运用和平的方式，也就是需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否则，“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及至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局”。

    陶峙岳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引出结论：“我们这次和平解放，是保全了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再具体地说，我们这次的和平解放，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主动地争取和平，我们动机是纯洁的，我们的行动是光荣的。”

    接着，陶峙岳又历数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必然性。他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人心离散，士气不振”。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之间优劣势的转换。其原因就在于“以往政府的措施违背了三民主义，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官僚对人民压迫，贪污成了普遍现象，使绝大多数的人民辗转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

    谈到共产党，陶峙岳说：“以往的宣传确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就受了一些无稽的诳话的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动辄就是杀人放火斗争清算。我这次到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会谈了三天三夜，并且参观了驻在酒泉的人民解放军，证明了过去我们完全是受了反动宣传的蒙蔽。这次由兰州、西宁逃来的各界人士，现在都很安全地返回原地，没有一个不是恍然大悟的。彭将军并特别指明这次新疆的起义，他很欣慰。新的战士，将永远获得无上的光荣。至于人民解放军开驻新疆，完全是因国防和新疆的建设需要，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他们虽然有两个军（缺一师）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的兵力，但他们大部分的兵力（约三个师）驻在南疆，这就已经明白看出完全为了国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