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被戴笠请到军统局讲课传经。可是，延安毕竟是个“大染缸”，驻在那里时间长了终究有危险，老蒋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觉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励武和罗伯伦取代。

    周励武这个人急于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价值的情报，好去戴笠那里邀功请赏。于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际处一个叫王荣棠的服务员。小王年纪不大，长得嫩嫩的，周励武就想用个小计谋去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试图等王荣棠财迷心窍捡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周励武哪里知道，王荣棠是经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沙场的中共“老”边保人员，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二话不说，向组织汇报。周励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来照顾他们生活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自然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国民党军联络官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来，只是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偷偷发出的每一份电报，还没等到老蒋圈阅，就已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虽说是重庆谈判成败毁誉的插曲，但却也是正题。

    国共之间还在温情脉脉的文电展演期间，迷雾中的山雨欲来，实际已徐徐拉开帷幕。所谓“谈判”，不过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明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打“明牌”的双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解放”的姿态“假戏真做”，因而有备而来，滴水不漏。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抱着过去“戡乱”的老皇历“假戏假做”，骄横心态不加掩饰，且上上下下看着委员长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儿郎当对付差事，以至于后来到了谈判桌上，毫无准备，漏洞百出。于是，看透了对手底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始终掌握着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整个谈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拟就的方案步步推演，而蒋介石则措手不及，总是怒气冲天按不到点上，索性就硬着头皮不按套路出牌，端起国民政府的大架子，失信食言之举在所难免，而民心向背由此生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天定的大势所在，从中可见未来战局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