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同时，延安依托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悄然扩展到雄兵九十万，此外还有民兵二百多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一百二十多万党员。因而，毛泽东可以骄傲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让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蒋介石与斯大林彻底翻脸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却不依赖外援，斯大林除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一时间，中国的政局扑朔迷离起来，举国上下频吹和谈之风，至少在各种媒体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施放和谐美好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少将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事实上，还在担任美国总统驻华私人代表时期，他就始终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国政府垮台，敦促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继续拼杀；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中美军事机构及美国驻重庆使馆，与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友善关系。关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等这样的外交辞令，他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胜利的日子虽说姗姗来迟，却照样鼓舞人心。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刻，赫尔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美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已经锁定：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遗憾的是，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这位穿着军装的美国政客，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的那些日子里，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

    也许是赫尔利过于看重新任总统杜鲁门的期盼，而将史迪威将军离任时的忠告忘到九霄云外。那是中日双方于华北、华东、华南以及滇缅线上展开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将军却执意告诉赫尔利，蒋介石的前线不在华北、不在华东、不在华南，也不在滇缅线，而在悄无声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尔利，要注意研究陈诚和胡宗南。他把这个研究看作是同蒋介石合作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称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蒋氏集团的晴雨表，也是蒋本人蓄意储备的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史迪威在离任的告别晚宴上与赫尔利红着脖子碰杯时说出的一番肺腑之言。可惜在当时，赫尔利只把它当作一段信天游来听，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而现在看来，史迪威将军是认真的。

    的确，如果赫尔利是一位敏于观察的政治家，或者如他某些同僚所吹捧的那样是“中国通”，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整个抗战中胡宗南这一角色的奇异变迁。八年期间，胡宗南坐镇关中寸步未挪，然而却先后换了三个战区。先是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再就是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权威不重，均非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与独断专行的胡宗南坦然相处并无怨言。这使胡宗南有七年平安时光来经营他的关中霸业。1944年4月开始，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到12月初便打通纵贯南北2400公里的大陆交通线。这条战略通道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越南。日军以区区50万兵力，投入到如此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至少不下600万人！

    在这个被中国史家称之为“日寇最后一跳”的惨败中，汤恩伯首屈一指挂头彩。汤大将军时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誉。他的40万大军在冈村宁次15万精兵面前虽“竭力拼战”，却并无寸功，所属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乱枪毙命，第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