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可想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不可能存在半点儿犹疑。剩下的就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利害权衡与利益抉择了。苏联人希望出兵打败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愿，可他们偏以损害中国利益为要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美国人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中国，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蒋介石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顺理成章地由“扶蒋容共”走向了“扶蒋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讲话，声称鼎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表明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态度，因为“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此前，他还电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这当然也是罗斯福的态度。在蒋介石醉心于暮春重庆黄山官邸的景致而“深感欣慰”时，延安则断然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再到前方，特别不准他们进入中共根据地。新华社的评论也明确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上演双簧，“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意斯大林的“友谊”，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苏联就抓住了遏制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尽管斯大林一再声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意识形态，“苏联与这些‘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延安苏维埃政权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干脆就在莫斯科召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觑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犹如破土的嫩芽开始生长。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长达六年的酝酿和准备，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五十天的会议，让毛泽东明星般地走进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可以挑战蒋介石的人民领袖。这也让所有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大吃一惊。赫尔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窑相识的那个布衣粗食的中国汉子，竟有如此风云大势。

    毛泽东的声音虽然平和而内敛，但那种毅然决然的铿锵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否公之于众，他必定要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并最终打倒蒋介石，建立新的共产党国家政权。八年抗战，就在蒋介石费尽心机清洗国民党军阀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