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2）衢州绥署撤销，改设福州绥署，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

    （3）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4）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

    （5）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命汤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销衢州绥靖公署）。这意味着蒋介石要汤恩伯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积极布置由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从而通过汤恩伯将江南军力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此，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王”位给李宗仁去坐。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李宗仁十分清楚自己上台的原因，他是以主张和谈为市价而登场的，只有和谈他才能不负国人之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吸引舆论的支持，作为抵拒蒋介石的资本；也只有和谈，他才能争取时间，组织力量，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就职的第二天，李宗仁即宣布与共产党和谈。为表示诚意，二十四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推出七项举措。

    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然而，这些漂亮的举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行政院已于一月二十日晚上，蒋介石下野的前一天，在院长孙科的策划下悄然离开南京，移向广州。孙科自己则逗留于上海。

    孙科此举看似荒唐，却是颇有斟酌的。他知道蒋介石虽然“引退”，但实力仍在，坐进总统府里的那个代总统不过是个傀儡。他更明白无论蒋、李，所谓的“和”，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假戏。故而，他决定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可讨蒋介石的喜欢，二可觅自己的后路。他和绝大部分国民党上层官员一样，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对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不抱希望。

    李宗仁名为代总统，“代”是“代”矣，“统”却难“统”。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连他代表的这个政府眼下是否存在，实在也是个问题。说它存在于南京，南京没有行政机关；说它存在于广州，广州没有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上海，上海无行政机关也无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溪口，溪口只有一个已经宣布“引退”的总统……

    面对着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局面，有着金属色泽面孔的李宗仁还是把眼光投向他的“桂系”弟兄。

    他将黄启汉从汉口召到南京，想让其直接与中共联系。黄启汉一到南京，李宗仁即在官邸为他洗尘接风。

    “启汉兄辛苦了！”李宗仁高高地举起酒杯。

    李宗仁的参议刘仲华在一旁敲着边鼓，说：“启汉连日为和平而奔波，甚为劳顿啊！”

    李宗仁关切地问：“健生他们对和谈持什么态度？”

    黄启汉道：“健生对我说，老蒋下台了，他要倾全力于德公你，早日实现停战和谈。”

    “他对中共的八项条件有何看法？”李宗仁又问。

    “他基本同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但对第一条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接受第一条，惩办战犯，不就等于将我们一网打尽了吗？！”

    李宗仁沉默片刻，说道：“若不接受第一条，岂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战犯了吗？这样不好。我会告诉健生，惩办战犯的事，由我一人肩担。”

    “来的时候，健生告诉我，他的最终希望是共军不要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