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

    粟裕对攻济作战方案重新作了研究，提出甲、乙、丙三个方案，于9月11日致电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请你们考虑后提出具体意见电告，并请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指示。”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把握战场的脉搏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些方面，粟裕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所提出的三个方案的精髓就是敌变我变，使自己始终处于有利地位。敌向济南增兵而使我处境不利，我就集中攻坚集团的主力先猛攻飞机场，待情况明了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或以打援集团之一部攻歼徐州东南郊外围之敌，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于徐州；或攻济南吸引敌人北援，而以打援兵团之一部进迫徐州，调动敌人回援而歼灭之。不管哪一个方案，都是为了尽可能调动敌人，改变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没有放弃夺取济南的计划。

    9月12日、13日，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和中央军委先后致电粟裕，表明了不同看法。许王谭的电报说：“八十三师是否已空运至济南难以确定，但我们在精神上假定该敌已到济。为稳重攻济，第一步以攻下飞机场为主，东边也应攻击，才能做有利配合，否则，敌易集合全力向机场反扑，使我不易得手。加之机场方面地形狭隘，最多只能使用两个纵队，否则拥挤一堆，徒增伤亡，于事无益。因此，攻济部署不能有大的变动。仅以十三纵紧随鲁中南纵之后，必要时参加机场作战，将机场攻下后，再以情况而变更。请促成宋（时轮）刘（培善）孙（继先，三纵队代司令员）等之决心与信心，按时发起战斗。如宋、孙等能于运动时来泰安城与我们会谈一次更好。”

    中央军委仔细研究过粟裕9月11日来电后，经过反复权衡，也不赞成攻济部署做大的变动，提出设法歼敌一部，使济南守敌等于没有增兵而空欢喜一场。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9月13日3时给粟裕并告许谭王和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说：“我用一个兵团攻徐州东南郊外围之敌，另以几部兵力发动向徐海、徐蚌、商兰之破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以求牵制徐敌不敢北援。因刘峙有三个有力兵团分驻商丘、新安、蚌埠三处，随时可以集中于徐州附近，除给我分散各部以反击外，尚有充分兵力（十个旅以上）组成一个集团，北上援济。此时，我分散各部势必被调回，兵力疲劳，处于被动，恐难达打援目的，因此乙项方案不宜采用。甲、丙两项方案是按照原计划作战的打援方法，这是可以依据敌援情况临时选择的。因此，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到达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并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可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两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两个旅左右业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彻底放弃攻济计划，而另做其他计划。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

    粟裕一向对毛泽东的胆略由衷地敬佩，对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上的细心、周到和成熟也完全信得过。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两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的思想，是军事辩证法的最好运用，使得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粟裕钦佩的是毛泽东虚怀若谷的态度，他丝毫不强加于人，甚至想到了歼敌不成而彻底放弃攻济计划。许世友、谭震林等攻城战役领导人，经过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和慎重考虑，在假定敌人增兵济南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仍坚持“攻济部署不能有大的变动”，表明他们对敌人的藐视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既使粟裕感动，又为他最后决策提供了依据。这一切，更加促使粟裕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并最后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