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轻武，尤猜忌武将，南宋一朝更是如此。现任蜀帅余玠第一次觐见理宗皇帝，便力谏朝廷应该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即有所指。

    军中大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如自孝宗以来，朝廷便着力铲除四川吴家军势力，终于在吴挺死后成功收回兵权，却因吴挺之子吴曦走通权臣韩侂胄和宰相陈自强的门路，再度被赋予陕川兵权，直接导致后来的武兴之变及开禧北伐的失败。彭大雅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幕僚，出任四川制置副使也是受史嵩之和右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举荐。监察御史杜范素来厌恶史嵩之、李鸣复，为令政敌去位，大力攻击李鸣复与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又称二人“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宋理宗因杜范是朱熹再传弟子，而他本人正大力推崇理学，极需要杜范这样的名儒支持，虽没有动李鸣复，却以“险谲变诈，殊费防闲”的名义将彭大雅削官罢黜。不久史嵩之因父丧去职，杜范入拜右丞相，彭大雅完全失去支持，又被以“贪黩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的罪名贬谪。

    彭大雅被贬斥两年后，宋理宗终于意识到重庆确为蜀之根本，最终下旨定重庆为四川制置司驻地，并改授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由此才奠定了重庆军政中心的地位。而被皇帝金口玉言批评为“险谲变诈”的彭大雅竟因卷入党争的旋涡，再未获起用，郁郁死于贬斥之地，只在死后得了个“忠烈”的谥号。

    其实现任蜀帅余玠的处境颇类似去职前的彭大雅，支持他的宰相郑清之已经去世，另一主战右相兼枢密使赵葵也被攻击非科举出身，而本朝惯例“宰相须用读书人”，被排挤出朝。现任执政大臣谢方叔、徐清叟等均与余玠不和，正想方设法寻找罪名，欲游说理宗皇帝将其调离四川。

    虽然彭大雅因雷厉风行、行事过于严苛而在民间声名不佳，但他却是公认的定蜀功臣。是他修建了坚固如铁的重庆城，为余玠治蜀打下了根基。而最先意识到钓鱼城天险之利的也是彭大雅，而不是播州冉氏兄弟。这一节，张珏自是最清楚不过。

    白秀才道：“论眼光，论谋略，论刚毅，论果敢，彭相公可都在余相公之上。若不是他是史嵩之一方的心腹，现今任蜀帅的，该是他彭大雅，而轮不到余玠了。如此，我也不会被皇城司选中，强逼做了什么暗探！”

    张珏问道：“那么你在钓鱼城潜伏十余年，目的就是要监视兴戎司长官？”

    白秀才道：“当然不是，我是奉命监视余相公。但做事不必那么直接。监视他，不必非得在重庆府吧。重庆都在传制置司官署门前卖果子的摊贩是朝廷暗探，其实他根本不是。都能让人看出来，那还叫暗探吗？余相公若是想要有异动，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兴戎司，我只需监视钓鱼城的兵力调动，便足以了解他是否有二心。”

    张珏“嘿嘿”了两声，道：“果然高明。”白秀才道：“这都是朝廷安排的，我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小棋子罢了。”

    张珏道：“那么你想怎样？”白秀才道：“我杀高言这件事，小张将军得帮我掩饰过去。不然后果……小张将军是知道的。”

    张珏道：“后果是什么？我倒想知道。”白秀才道：“我是朝廷暗探，我的奏疏都是直接递到皇帝面前，如果我参小张将军一本，说你如何如何，你还能当得了这合州副帅吗？”

    张珏道：“原来朝廷派来的暗探就是要假公济私，陷害良贤。白秀才，你不必再多费唇舌，念在邻居一场，我也不对你上绑了，你这就老老实实跟我回官署吧。”

    白秀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