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下班已经很晚，我在金黄色的夕阳余晖中沿人行道向地铁车站走去，天气热烘烘的，空气中浮着厚厚的烟尘，使人感到像在水底下游泳一样。我老远就看见电话柱旁闪着恩斯丽的身影，我走上前去，她转身同我一起加人到下班的公司职员的人流之中，沿着窄窄的楼梯，下到十分阴凉的地下站台里。我们动作麻利，占到了座位，不过是坐在车厢的两侧。我透过摇摇晃晃的人体，尽量去看外面的那些广告。

    到站之后，我们下了车，穿过一道道画着彩粉画的走廊，觉得空气不像刚才那么潮湿了。

    克拉拉的家还要往北再走几个街区。我们默不出声地走着；我琢磨着是不是把养老金计划的事告诉她，但想想还是算了。恩斯丽是不会理解我怎么会为此感到烦恼的：她一定认为我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找个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此。

    接着我又想到了彼得遇到的麻烦；要是我把这事告诉恩斯丽的话，她一定会觉得好笑。到末了我只是问她是不是感觉好一些了。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玛丽安，”她说，“你把我当成病人了。”

    听了这话我有些不高兴，就没有回话。

    我们登上一个小小的斜坡，这个城市的地势从湖畔略略往上倾斜，形成了一系列不大的起伏，不过要是你站定下来，又会觉得脚下是一片平地。正因地势稍高，我们才会觉得空气清凉了一些。这地方也比较安静，我想，根据克拉拉目前的条件，她能够住在这个地方，远离闷热而喧闹的市中心，也是够幸运的。不过她自己却认为这有点像是从市中心给赶了出来：他们原先住在大学附近一套公寓里，后来因为面积太小而不得不搬到北边来，这地方还算不上是旅行车随处可见的真正现代化平房郊区。街道本身是古老的，但不如我们那条街漂亮：房子都是半独立式的，又长又窄，带有木质门廊，后花园十分窄小。

    “天哪，真热，”恩斯丽说，我们转上了通往克拉拉房子的小道。屋前那块草坪小得跟门前擦脚垫差不多，草显然有好些时候没修剪了。台阶上丢了个娃娃，脑袋同身体几乎要脱离关系了，在婴儿车里有个大的玩具熊，里面填充的材料也翻了出来。我敲了敲门，几分钟后，乔在网格门后面出现了，他一脸倦容，头都没梳，一面还在扣衬衫扣子。

    “嗨，乔，”我说，“我们来了。克拉拉感觉怎样？”

    “晦，有进步，”他说，站到一边给我们让路进门。“克拉拉在后面院子里。”

    我们穿过整座房子；房子的结构就是常见的那种格式，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餐室，用滑动门隔开，再往后是厨房。屋里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散落着各种物件，我们只好在其中跨过或者绕过去。后门廊的台阶更不好走，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瓶子，有啤酒瓶、牛奶瓶、葡萄酒和威士忌酒瓶，还有婴儿奶瓶。我们好不容易走了下去，只见克拉拉坐在后院里钢架圆藤椅上。她把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抱着最小的孩子--她有孕在身，没法将孩子搂紧在怀里。克拉拉身体很瘦，怀孕时肚子总是特别显眼。如今她已经怀胎七个月，那模样就像是一条蟒蛇吞了一个大西瓜似的。

    对比之下，她那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的脑袋显得很小，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嗨，”我们走下台阶时她有气无力地打了个招呼。“你好，恩斯丽，真高兴又同你见面。天哪，这天气真热。”

    我们应了一声，由于没有椅子，便坐到她身边的草地上。恩斯丽和我都把鞋脱了，克拉拉本来就光着脚。我们发觉很难进行交谈，因为那娃娃嘴里不住地哼哼着，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有好一会儿只听到她一个人的声音。

    克拉拉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似乎是向我求救，但现在看来我是无能为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