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后肯定大为震惊，憋了一肚子的气，她甚至还怀疑房东太太查看我们的信件，虽说还不至于私自拆开偷看。不过，往往有这样的事，就是来找我们的客人还没按门铃，她倒先把门打开了。她一定认为自己有权采取预防措施：在我们商谈租房条件时，她话里有话地谈起以前那些房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那天真的心灵受到污染，两位年轻的小姐总要比两个青年男子要靠得住些。

    “我是尽力而为，”她说这话时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她隐隐约约地向我们透露，她丈夫（他的油画像就挂在钢琴上方）留下的钱不该只有那么些。“你们自然注意到了吧，出入你们的套间非得经过客厅不可。”她一再强调房子的缺点，而不是其优越之处，似乎是想劝阻我们不要租她这房子。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点了。

    恩斯丽没吱声。我们事先商定由我来谈判，她呢就坐在一旁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来，只要她愿意，她是能装得极其出色的--她长着一张红里泛白的圆圆的娃娃脸，鼻子不算太高，一对蓝眼睛可以瞪得像乒乓球那么大。那天，我甚至还让她戴上了手套。

    房东太太又摇了摇头。“要不是为了孩子，”她说，“我就要把房子卖了。但我希望孩子成长的环境能好些。”

    我说对此我能够理解，她说这个地区光景自然不如从前了，因为有些大宅子维护费用太高，户主只好把房子卖给外来的移民了（她的嘴角微微朝下撇了撇），那些人把房子隔成小间出租。“幸好我们这条街还没有这种事，”她说，“我跟孩子讲得一清二楚，告诉她哪条街能去，哪条街不能去。”我回答说这个办法不错。在签订租约之前她似乎挺随和的。租金这么低，公共汽车站又近在咫尺，在这个城市里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房子。

    “此外，”我又对恩斯丽说，“人家也有权对烟提出意见来，房子要是着了火怎么办？况且对别的事她从来没有多嘴。”

    “别的什么事啊？我们从来没有惹过别的事情。”

    “晤……”我说。我怀疑房东太太已经注意到我们带回家的那些瓶装酒，尽管我总是尽量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杂货的样子。的确，她并没有明确禁止我们做什么事（那未免太露骨，有违她的准则，她凡事不露声色，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而已），但这反而使我感到拘束，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似的。

    汽车来了，恩斯丽又说，“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她蹑手蹑脚在楼梯那边上上下下的。”

    在汽车上我们没交谈；我不喜欢在汽车上说话，我宁可看看那些广告。此外，除了房东太太之外，我和恩斯丽共同的话题并不很多。我只是在决定要搬来后才刚刚同她认识的，她跟我的一个朋友相熟，她想找个人同住，我也在找伙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或许我当初该用电脑来找室友，不过总的说来这样的安排还不错。我跟她相处得还好，彼此都在习惯上象征性地作了些调整以适应对方，在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女人间常有的那种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的住所从来算不上真正干净，不过我们也不让灰尘积成了团，我和恩斯丽达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早餐时我洗碗碟，晚餐时就由她来洗；如果我扫了起居室，她就负责擦厨房桌子。这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安排，我俩都知道只要缺了一个环节，一切就会垮台。自然我们有各自的卧室，卧室里的事则完全由个人负责。，例如在恩斯丽房间里地板上就有些叫人难以放心的地方，她那里丢满了穿过的衣服，衣服上东一处西一处放了好几个烟灰缸，就像是走路用的垫脚石，尽管我认为这有引起火灾的隐患，但也从来绝口不提。我们就这样互相克制--我说互相克制，因为我有些事情她一定也看不惯--彼此没有多少摩擦，维持着一种相当平稳的关系。

    地铁站到了，我买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