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地上已经升起夜半的寒雾。葛利高里一连抽了两支烟，粗鲁而又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步枪的皮带，——用左手的指头撑着地，从好客的地上站了起来，走回战壕里去。

    土屋里面还在打牌。葛利高里倒在铺板上，还想在走过无数次的、久被遗忘的回忆小径上徘徊，但是他已昏昏欲睡，很不舒服地躺在那里睡着了，而且梦见了渺无边际、被旱风吹干的、开遍了紫红色腊菊的草原，毛茸茸的紫色百里香中没有钉掌的马蹄子留下的痕迹……空旷的草原静得吓人。他，葛利高里，在坚硬的沙土地上走着，但是却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这使他害怕起来……他惊醒了，抬起脑袋，由于睡的姿势不舒服，脸颊上压出了很多斜印，葛利高里吧咂了半天嘴，就象马刚刚闻到一种特别香甜的草味，忽然这种香味却又飘逝了一样。后来就睡熟了，再没有做梦。

    第二天醒来，葛利高里无限惆怅，有一种说不出的钻心的乡愁。

    “你今天怎么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梦见家乡了？”“锅圈儿”问道。

    “猜对啦。梦见草原啦。心里非常难过……要能回家看看多好啊。真不愿意再给沙皇当兵啦。”

    “锅圈儿”宽容地笑笑。他始终和葛利高里住在一间土屋里，对葛利高里很尊敬，就象一只猛兽对待和它一样凶猛的野兽那样；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发生口角以后，他们之间再没有发生过冲突，而且“锅圈儿”的影响很明显地在葛利高里的性格和心理上都表现出来。战争强有力地改变了“锅圈儿”的世界观。他顽强地、而且固执地滑向否定战争的路上去了，他总在谈论那些背叛祖国的将军和潜伏在沙皇宫廷中的德国人。有一回他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既然皇后本人是日耳曼血统，就别希望有什么好结果啦。时机一到，她就会很便宜地把咱们出卖……”

    有一天，葛利高里把加兰扎的学说的本质告诉了他，但是“锅圈儿”却很不赞同。

    “是一支很好听的歌，可惜嗓子有点儿嘶哑，”他拍着自己的灰秃头顶嘲笑说：“米什卡·科舍沃伊就象篱笆上的公鸡，也唱的是这个调调。这些革命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全是瞎胡闹。你要明白，咱们哥萨克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权，不是别人的政权。咱们需要的是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样坚强的皇帝，咱们跟庄稼佬们走的不是一条路，——鹅跟猪不能同群。庄稼佬是想分田地，工人是想给自己增加工钱，——他们能给咱们什么东西呢？土地咱们多得很——用不着说啦！除此以外，咱们还要什么呢？就是这么回事，给咱们个空袋子。咱们这位皇帝是个饭桶，——用不着隐瞒啦。他爸爸比他坚强些，可是就这位也竟眼■着爆发了一九○五年那样的革命，从那儿就他妈的一直往下坡滚。所以这对咱们什么好处也没有。结果他们把皇帝赶跑，那可真不得了，咱们也就大祸临头啦。那时他们就要算老帐啦，就要把咱们的土地分给庄稼佬啦。耳朵要灵一点儿……”

    “你总是只想一面，”葛利高里皱了一下眉头。

    “你总在说废话。你还年轻，没见过世面。你等着吧，等你再吃些苦头，你就会明白谁对谁错啦。”

    谈话照例是这样收场：葛利高里不吭声，“锅圈儿”极力找些别的话来说。

    当天就发生了一件使葛利高里很不痛快的事情。晌午时分，跟平常一样，野战厨车停在土岗那边。哥萨克互相追逐着，顺着交通壕急急忙忙地向厨车跑去。科舍沃伊替第三排的人去打饭。他用一根长棍子挑回来一串儿冒着热气的饭锅，他一走进土屋就喊叫：

    “这样可不行啊，弟兄们！这是怎么的，难道咱们是狗吗？”“怎么啦？”“锅圈儿”问道。

    “拿臭东西给咱们吃！”科舍沃伊愤愤地喊叫道。他猛地一抬头，把象编起来的野蛇麻草似的金色额发甩到脑后，把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