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守着病人是多么苦。……我知道，老兄！我平素就说，而且将来还要说：再也没有比护士的劳动更苦、更神圣的劳动了。去吧，劳驾！”

    杨欣从书房里走出去。他走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了正门，走进花园里。时间已经八点多了。楼上在唱赞美诗。他在花坛、玫瑰花丛、由天芥菜组成的淡蓝色花字薇和米（也就是薇拉和米哈依尔）中间穿来穿去，一路上见到许多美妙的花，而这些花在这个宅子里却没有给谁带来什么快乐，它们生长，开花，大概也是“照规矩办事”吧。

    杨欣匆匆走着，生怕他的妻子在楼上叫他。她是很容易看见他的。可是他在花园里走了不多的路，就走上一条云杉的林荫道，那条林荫道又长又暗，在这儿每到傍晚可以看到日落的景色。在这儿，哪怕是在没风的天气，那些年代久远的老云杉也总是发出轻微而严峻的飒飒声，冒出树脂的气味，人的两只脚在干枯的针叶上滑行。

    杨欣一面走，一面暗想：今天做彻夜祈祷的时候那么意外地向他袭来的那种憎恨的感情，不会再离开他，必须认真对待它了；它给他的生活又带来新的复杂性，前途是不妙的。可是这些云杉、这平静而遥远的天空、这节日的晚霞，都发散着和平美满的气息。他愉快地听着在幽暗的林荫道上孤单而沉闷地响着的自己的脚步声，不再问自己“怎么办”了。

    差不多每天傍晚他都要到火车站去取报纸和信，这在他住在他妹夫家里的这段时期里成了他唯一的消遣。邮车九点三刻到站，恰好是傍晚那种不堪忍受的烦闷在家里开始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要打牌找不到对手，晚饭还没有开，睡意还没有来，出于无奈，只能要么坐在病人身旁。要么给列诺琪卡念她很喜欢的翻译小说。火车站很大，有小吃部和书柜。在那儿可以吃点东西，喝点啤酒，看一看书。……杨欣最喜欢迎接那趟列车，羡慕那些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依他看来比他幸福的旅客。

    他来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有一些人在散步，等火车来，他每天傍晚总是在这儿碰到他们。其中有火车站附近的别墅里的住客，有两三个从城里来的军官，有一个地主，右脚上带着马刺，身后跟着一条大猛狗，悲哀地搭拉着脑袋。那些住在别墅里的男人和女人显然彼此十分熟识，在大声说笑。跟往常一样，其中最活跃、笑声最响的是一个住在别墅里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肥胖男子，留着络腮胡子，生着很宽的骨盆，上身穿一件印花布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塞在裤腰里，下身穿一条毛绒的灯笼裤。每逢他腆出他那大肚子，摩挲着他的络腮胡子，走过杨欣面前，用他那油亮的眼睛亲热地看着杨欣的时候，杨欣总是觉得这个人生活得津津有味。这个工程师的脸上甚至有一种特殊的神情，这种神情不能解释成别的意思，而只能是：“啊，多么有味道啊！”他的姓挺别扭，分成三截，杨欣所以会记住这个姓，只是因为喜欢大声谈政治和喜欢争论的工程师常常起誓，说：“那我就不姓比特内依－库希列－苏甫烈莫维奇了！”

    据说他是个喜欢逗笑取乐的人，好客，很爱玩“文特”。杨欣早就想和他结识，可是却不敢走到他跟前去，跟他攀谈，虽然料着这个工程师不会拒绝这种结识。……杨欣独自在月台上溜达，听那些住在别墅里的人谈话，在这种时候，不知什么缘故他每次都会想起他已经三十一岁，想起他从二十四岁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起就没有一天畅快地生活过，时而因田界问题同邻居打官司，时而他的妻子流产，时而觉得他的妹妹薇拉不幸，现在呢，米哈依尔·伊里奇在生病，得送他到国外去；他推断这种情形会延续下去，以不同的形式重现，没完没了，到了四十岁和五十岁，也会象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一样，有这类操心的事和这类思虑，一句话，他一直到死也钻不出这层坚硬的外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