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本城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戏、音乐会、活画表演①的爱好者当中，阿若京一家人可说首屈一指。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私人的一所房子里，总是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并且包揽一 切杂事和开销。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②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包括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平板的英国式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参加每次演出，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好象会计在算帐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音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象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油漆活儿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诺夫，五十岁上下，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即将离开人世，可是他卧床一个时候又起来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 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鬓角靠在墙上，眼睛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秘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卡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都在跟迷信斗啊！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偏偏老是点三支蜡烛，偏偏在每月十三日那天动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表演，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一直要等到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 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排。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大家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象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