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她每天早晨仍旧到我的房间里来喝咖啡，可是我们不再在一块儿吃饭了。照她的说法，她不想吃饭，只喝点咖啡，喝点茶，吃点零食，例如橙子和夹心糖果，就够了。

    我们傍晚也不再闲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自从我撞见她流泪的那天起，她对待我就有点冷淡，有时候爱理不理，甚至带点讥诮的态度，不知什么缘故竟称呼我“我的先生”了。那些她以前觉得可怕、惊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那些曾使她羡慕和兴奋的事，现在却一点也不能感动她，她听我讲完以后照例伸个懒腰，说：“是啊，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①，我的先生，发生过的。”

    有时候我甚至一连几天都碰不到她。我往往胆怯地、负咎地敲她的房门，却得不到回答，我再敲一次，还是沉默。……我只能站在门外听动静。后来有一个女仆走过我的身旁，冷冷地说：“ Mad am eestpartie.”②后来我就在旅馆的过道上来回地走着，走着。……那儿可以看到一些英国人、胸部丰满的太太、穿燕尾服的侍役……我久久地瞧着铺满整个过道的长条地毯，突然想起我在这个女人的生活里扮演着一个古怪的、大概虚伪的角色，而我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角色了。我就跑回我的房间，扑在我的床上，想了又想，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有一件事在我是清楚的：我要生活，她的脸色越难看，越干巴巴、越冷冰冰，我就越想亲近她，越强烈而痛苦地感到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她去叫“我的先生”，随她去用那种随便的、轻慢的口吻讲话，她要怎么样都随她，可就是千万别丢开我，我的宝贝。我现在就怕孤单。

    然后我又走到过道里，心神不定地听着。……我没吃午饭，也没留意傍晚是怎样来临的。最后到十点多钟，那熟悉的脚步声才响起来，楼梯的拐角上出现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

    “您是在散步吗？”她走过我的身旁，问道。“您还是到外面去走一走的好。……晚安！”

    “难道我们今天不再见面了？”

    “看来时候已经晚了。不过，也随您。”

    “告诉我，您到哪儿去了？”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问道。

    “哪儿吗？到蒙特卡洛③去了，”她从衣袋里取出十枚金币说。“瞧，我的先生。我赢了。我玩轮盘赌来着。”

    “哎，您不会去赌钱的。”

    “为什么不会？明天我还要去呢。”

    我想象她怎样带着难看的病容，由于怀孕而用力勒紧腰身，站在赌桌旁边，夹在妓女和那些见着黄金如同苍蝇见着蜜糖一样的昏聩的老太婆中间。我想起，不知什么缘故，她是瞒着我到蒙特卡洛去的。……“我不相信您的话，”有一天我说。“您不会到那儿去的。”

    “不必担心。我不会输很多钱。”

    “问题不在输钱上，”我烦恼地说。“难道您在那儿赌钱，就没有想到黄金的亮光、所有那些老老少少的女人、赌场的庄家、那种排场，统统是对工人的劳动，对辛苦的血汗的卑鄙可恶的嘲弄吗？”

    “要是不赌钱的话，那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呢？”她问。

    “至于工人的劳动啦，辛苦的血汗啦，这些漂亮话您不妨留到别的时候再讲。不过现在，既然您讲开了头，那就请您容许我继续谈下去。请您容许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我该干什么呢？”

    “该干什么？”我耸耸肩膀，说。“这个问题一下子是答不出来的。”

    “我请求您凭良心回答我，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说，面有愠色。“既然我决心对您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不是为了听您说些陈词滥调。我问您，”她接着说，用手心拍着桌面，仿佛在打拍子似的，“我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