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前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医师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①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医师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希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医师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医师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医师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后，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医师，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医师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听。”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废院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做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