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风。

    我们经过一个池塘，然后穿过一片小桦树林，开始顺着大路爬上我在窗子里看得见的高冈。我回过头去，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房子，可是大雪纷飞，什么也看不见。过一忽儿，前面，象在雾里一样，现出一些乌黑的农舍。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发了疯，那就都得怪这个彼斯特罗沃村，”我暗想，“它把我害苦了。”

    我们走到村子的街上。那些农舍的所有屋顶都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屋顶拆毁，可见我的总管说谎。有一个男孩拉着一 辆小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另一个男孩大约三岁，脑袋象女人似的包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大手套，伸出舌头去想接住飞下来的雪，一边在笑。这时候迎面驶来一辆载干柴的大车，旁边走着一个农民，谁也看不清他的胡子原是白的呢，还是因为粘着雪而发白。他认出我的车夫，对他微笑，说了一句什么话，见着我不由自主地脱掉帽子。有几条狗从院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瞧着我的马。一 切都安静，平常，朴实。那些移民回来了，没有粮食，农舍里“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可是眼前的种种情形却那么平淡，甚至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过那样的事。这儿没有慌张失措的脸，没有哀求救济的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四 下里一片静寂，有生活的秩序，有孩子，有小雪橇，有竖起尾巴的狗。那些孩子也好，方才遇见的那个农民也好，都没有心神不宁的样子，然而为什么我这样心神不宁呢？

    我瞧着笑吟吟的农民，瞧着戴大手套的男孩，瞧着农舍，想起我的妻子，这才明白任什么灾难也打不倒这些人。我觉得空中已经弥漫着胜利的气息，我感到骄傲，有心对他们嚷叫：我也跟他们一伙。可是我那些马已经跑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雪在飘飞，风在怒号，我只能一个人守着我的思想。在成千上万为人民工作的人群当中，生活本身却把我一个人抛出来，象是抛弃一个不必要的、没有能耐的坏人。我成了障碍，成了人民灾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于是人们把我打败，丢在一边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想离开此地，躲到彼得堡，躲到大莫尔斯卡亚街上的一家旅馆去。

    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火车站。一个胸前戴着号牌的铁路巡查员和车夫把我的皮箱抬进妇女候车室。车夫尼卡诺尔把衣襟塞在腰里，穿着毡靴，周身给雪弄湿，很高兴我出门，对我好意地微笑着，说：“一路顺风，大人。上帝保佑您路上平安。”

    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称呼我大人，其实我不过是个六品文官，是个少年侍从罢了。铁路巡查员说火车还没有从上一 站开出。我只好等着。我走到外面，由于一夜没睡而脑袋发沉，两条腿乏得几乎走不动。我毫无目的地往水塔那边走去。

    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走呢？”我问自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我？

    无非是我已经很久不来往的熟人啦，孤独啦，饭馆的膳食啦，嘈杂啦，伤我眼睛的电灯光啦。……我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呢？“

    再者，跟我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也未免奇特。我觉得我会弄得她莫名其妙。我临走应该对她说明，她讲得对，我确实是个坏人。

    等到我从水塔那边走回来，站长已经从门里出来，以前我有两次把他告到他的上司那儿去。由于风雪很大，他竖起上衣的衣领，缩起脖子，走到我跟前，把两个手指头举到帽沿那儿，带着慌张的、勉强恭敬的、充满憎恨的脸色告诉我，说这班火车误了二十分钟，我是不是愿意此刻到暖和的地方去等车。

    “谢谢您，”我回答说，“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