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维勒先生调了两杯掺水的酒精，并且拿出两只烟斗点燃，父子两人对面坐下：山姆在火炉的一边，坐在高背椅子里；大维勒先生在另外一边，坐了一只安乐椅，于是两人脸上都带着应有的庄严开始享起福来。

    “有谁来过这里吗？山姆？”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老维勒先生冷冷淡淡地问一句。

    山姆点点头，表示有人来过这里。

    “那个红鼻子的家伙？”维勒先生问。

    山姆又点点头表示是的。

    “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呵，山姆，”维勒先生说，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斗。

    “好像是这样的吧，”山姆说。

    “打得一手好算盘，”维勒先生说。

    “是吗？”山姆说。

    “星期一来借了十八个便士，星期二就来借一先令说是要凑成半克朗；星期三又来借半克朗说是要凑成五先令；就这样进行下去，不用多久一张五镑钞票就到手了，山姆，这就像算术书上计算马掌上的钉子那样的玩意。你说他会不会打算盘？”[注]

    山姆点一点头表示想起来他父亲所说的问题。

    “那末你是不打算认捐什么法兰绒背心了？”又抽了一会儿烟之后，山姆说。

    “当然不捐了，”维勒先生回答：“法兰绒背心对于人家外国的小黑人有什么好处可言呀？但是让我来告诉你吧，山姆，”维勒先生说，并放低了声音，并且把身体由火炉上探到了山姆这边来，“如果是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什么人预备紧身背心[注]，那我一定慷慨地出一笔钱。”

    维勒先生说完了这些话，然后慢慢悠悠的恢复了他原来的姿势，用意味深长的神态对他的头生儿子霎一霎眼睛。

    “发动人们把手绢送给那些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人，这真是有点古怪呢，”山姆说。

    “他们就老是干这类没有意义玩意儿，”他的父亲回答。“有个星期天，我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小教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汤盆，你知道她是谁呀，原来就是你的后娘！我相信那个盆子里一共有两金镑的钱哪，山姆，全都是半便士；后来人们从教堂里散出来了，又噼里啪啦地把铜板丢进去，丢得那么凶，真叫人要耽心世上没有任何盆子能经得住那样的磨擦。你猜猜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

    “也许是为了再办一次茶会用的吧，”山姆说。

    “一点儿不对，”父亲回答：“是为了替那个牧师付水费呵，山姆。”

    “牧师的水费！”山姆说。

    “嗳！”维勒先生答，“已经欠了三季的账，而牧师却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付——也许是因为水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吧，因为他很不容易吃家里一次水，真是很不容易；他的办法可比这个好得多哪。总而言之呢，水账是没钱给，所以人家就断了水。牧师就跑到教堂里，声称他是一个遭到迫害的圣徒，说他希望断了他的水的管水龙头的人能够给他水，改邪归正，但是他有点相信那人是已经被记上功过簿了。因此呢，女人们就开了一个会，唱了赞美诗，举了你后娘做这个会的主席，决定在星期天募捐，把钱送给牧师。”维勒先生结束这段话的时候说，“如果他这回没有从她们手里捞到一大笔，够他一生一世付自来水公司的账的话，山姆，那就算我该死，你也该死，我敢说。”

    维勒先生默然地抽了几分钟的烟，然后又说：

    “我的孩子，这些牧师的最坏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能够把这里的年轻女人弄得神魂颠倒。上帝保佑她们善良的心吧，她们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她们什么都不懂呀；其实她们是那些胡说八道的那些无耻的人的牺牲呵，塞缪尔，她们是胡说八道的那些无耻的人的牺牲啊！”

    “我看是这样的，”山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