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挪到了离苏呼米城黑海岸边的一个城市，现在格鲁吉亚境内。不远的一个地方，是钢琴家达托把我拐走了，带到他这些明格列尔族居住在格鲁吉亚西部的一个民族，又称“梅格列尔族”。亲戚的家里。一座喧闹、混乱的房子，就建在海岸旁，房子刚刚修建过，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气味。起先，老是下雨。亲戚们就住在持续不断的喧嚣声中。看上去，他们似乎永远在吵架，永远在相互伤害，而实际上，这就是他们的谈话方式。他们家里甚至还有一位老寿星，老太婆已经九十六岁了，她个子很小，两腿弯曲着，整天忙个不停（老太婆后来死了）。——您信上帝吗？—— 我彬彬有礼地问道。——唉！ ——雄赳赳的老太婆吭哧了一声，嘴里仍然叼着那枝“宇宙”牌香烟。——怎么能不信呢？——达托在一架音不太准的钢琴上弹奏舒伯特的曲子。我每天夜里都到他那里去，把我怀孕这件倒霉的事都给忘了，而他甚至毫无察觉，他说：你在这里养胖了！——这就是男人。眼跟前的东西都看不见。望着秋天的大海，我想了很多。我们去参加了一场摆有烤乳猪的当地婚礼。酒司令不停地高声劝酒。大家跳了舞。大家打了架。为了这场婚礼他们花了两万五千卢布。他们的钱转着圈子来回流动。在打架中，一个年轻人的鼻尖被削掉了。是有预谋的？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在第二天争论了很久。正是火柴紧缺的时候。一小盒卖到了一个卢布。然后，是那两个立陶宛人。

    他俩驾着一辆“莫斯科人”牌小轿车，经过我们的村子，他俩的年纪将近三十岁，外表很平常，他们想要点喝的。维纳斯阿姨（这里的人名比植物的名字还要华丽）拿了点水给他们，还请他们吃了园子里那种很甜的紫葡萄。我们与他们，这两个立陶宛人，一起去海滨浴场。他们要去巴统格鲁吉亚的一个海港城市……回来时再到我们这里来呀，——达托说道。他们记下地址，然后就开车走了。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民警。他在那个立陶宛人的笔记本上看到了达托家的地址。我们起先认为，那两个人是投机商，但结果是，他俩被杀了。他俩在一条风景如画的小溪边停下来过夜。男的被捅了，被扔在水里。妻子则和汽车一起被烧了，她浑身被浇满了汽油。 ——为什么要这么干？——我问道。——是暴徒干的。——那个民警解释道。明格列尔族的民警不太像民警，倒更像是骗子。您认识他们吗？——我问道。——那当然！——民警说。他喝干了一杯香槟，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就迈着一个亚热带胖子的慵懒步子，走了。达托爬上楼去，跑进那几个凉爽的房间，又在那架音不太准的钢琴上弹起了舒伯特的曲子。那个立陶宛女人好像名叫克里斯蒂娜。她坐在她丈夫的肩膀上，他俩就那样慢慢地走向了大海，而我和达托则坐在橘黄色的大毛巾上，玩着纸牌。

    我走出了这座被柿子树和石榴树所环绕的房子。橘子已经成熟了。橘子的皮还是青的，可中间已经是淡黄色的，完全可以吃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每天夜里，当亲戚们都陷入那些沉重、痛苦的梦境，——他们在响亮地喘息，在喊叫，弄得被褥哗哗啦啦响，他们还要不时放出几个声音凄凉的屁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偷偷地溜到达托那里，但是，我却始终很干巴，很冷淡。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对那个备受赞誉的生命之根的厌恶。达托感到莫名其妙。我自己也呆呆地有些莫名其妙。对你这个大肉芽，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想揍我，可是亲戚们却睡在那里，水晶花瓶在黑暗中泛出光泽来，于是，他只低声说了一句：滚！我走！在明格列尔人的那场婚礼上，新娘的母亲只有三十五岁。我生的不是一个儿子，倒像是一下子也把孙子给生了下来。你大概，丽杜拉问道，没有钱了吧？我的确没钱了。我需要一身孕妇穿的衣服，但是我却懒得去买。到处都是恶棍。我不想写了。一点儿都不想写了。但也不想去死。而克休莎又离得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