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1文白界限问题

    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

    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这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果把一块场地分为两半，规定一半放文言作品，一半放白话作品，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吗？恐怕困难很大，因为情况复杂，有些作品会难于处理。

    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胡适。他宣扬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怎见得？于是他作《白话文学史》，证明在历史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这部文学史只写了上卷，止于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作战，于是在《自序》里说：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歇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14.1.2界限不清的情况

    很难分，是因为分家本来就没有分清楚。也难得分清楚，因为文言和白话是一种语言走向两歧的路，而不是由不同的路走来的两种语言。这“一种”规定它们有很多同点，如都用汉字，词汇有同有异，句法大同小异；关系更重大的是使用者都属于号称炎黄子孙的一群，他们大多兼通文言和白话，即使常常是文而不白或白而不文，但总难免，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利用他们笔下的自由，忽文忽白，或既文又白了。这种文白断而又连的情况，程度有轻重的不同，以下由轻到重，谈谈几种较明显的。（一）词语，句式，有很多是文言和白话通用的。如：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2）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例（1）是文言，例（2）是白话，可是除“蹊”以外，词语都可以交换使用；句式也是两处都通用。这说明文言和白话，即使不是一家人，也总是同族近亲。

    （二）白话吸收了文言成分，如成语和一些惯用语之类，虽然可以看作白话语汇的一部分，可是文言的色彩很明显。

    如：

    （3）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