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我在学校里学得的上海话也不在官话系统之内。我十六七岁时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不少的白话文，那时我刚学四川话。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以小说的语言为师，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照用。但是作为一条路，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还在走，就是说，拿起笔，以之为师的，上者是鲁迅、朱自清等，下者是书刊上的流行文字（最典型的例是有不少年轻记者写报道，像是写小说），而不是出于口的普通话。这样写成的白话，自然只能是与口语有相当距离的“文”。

    （五）照口语写，中古白话，像话本系统的作品所表现的，没有什么困难。现代白话就不然，而是有困难。这是指大量译文引进来的欧化句法，是口语里本来不见的，可是不能不用。一种想法，是走严复的路，用先秦诸子的笔法译《天演论》《原富》之类。这可以不欧化，但离口语更远。更严重的是雅而不信；要信，就不能不酌量吸收原文的组织和韵味。几十年来，许多卓越的翻译家，即使不标榜直译，也都是这样做的。这欧化句法虽然是进口货，却不能不挤入本土的货堆，就是说，执笔为文，表现新时代的新意，就不知不觉也会欧化，或不能不欧化。很明显，这大多不是来自口语；从另一面说，照口语写，这样的白话就难于产生。

    （六）以上白话离开口语的几种情况，都是时势使然；还有超过时势，显然是有意远离的。这是指近年来报刊上常见的尽力粉饰造作的那类作品。为了容易说明，先看下面的例。

    （1）扮演总理的演员用精湛的表演再现了总理在江青的要挟面前临危善战，坚持原则的风貌，揭示了总理在世事艰难、病势沉重的日子里胸有成竹，回肠荡气的内心世界，令人难忘。扮演朱委员长的演员较好地掌握了朱老总耿直厚道，忠心为党，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毫不容情地撕皮剔骨的驳斥的崇高形象。

    （2）音乐是这幅画上的瑰丽璀璨的色彩。昨天的田野，淡彩轻抹，审视了年轻人精神的被蹂躏和他们的憧憬、追求、奋起；今天的田野，浓墨重彩渲染他们的勃发英姿和色彩斑斓的创造性生活。……韩七月坟前一场戏的音乐是颇有哲人睿语似的撼人心魄的力量的。人们都默默无语，因为在这里无须任何人作凄清苦冷的表露。两个例都见于报刊，例（1）是吕叔湘先生摘录的（见《吕叔湘语文论集·文风问题之一》），例（2）是我自己摘录的。前一例，吕先生评论说，多用套语是写文章的邪路；后一例是多用什么语呢？这里不评论好坏，只是想说明，像例（1）那样拉不断扯不断的长句，例（2）那样堆砌难懂的词语，在口语里是决不会有的。写白话，竟至离口语这样远，我想，笔下的功夫虽然是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在认识方面，就是说，有些人似乎坚信，既然是文，就不能不远离口语。言文不能一致，或说不能接近，至少就近年的一部分作品说，这种看法想来是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见到的白话，几乎都是与口语有或多或少的距离的。因此，关于白话，实事求是，我们应该说它是“参照”口语写的文字，而不是“同于”口语的文字。

    同是一致，不同是不一致。一致有好不好的问题，上面没有着重谈。谈好不好，不能撇开能不能；如果事实上做不到，那就没有最好一致的问题。在本章开头两节我们分析，言文一致并非不可能，但不容易做到。这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先认可言文不一致，看看这条路是不是可行。中古系统的白话的帐不必算了，只说“五四”以来的，大量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