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而不是白话“语”（这种趋势，越靠后越厉害，下一节谈）。举早期的和稍后的各一篇为例。

    （1）半农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1917年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934年作，见）

    前一篇是想向白话靠拢而力不从心，后一篇是随心所欲，并没有想靠拢的问题。总之，写在书面上的都与口语有或近或远的距离。

    12.1.3难于一致的原因

    推崇白话照口语写的一致而未能一致，当然有原因。原因有主观的，如没有努力这样做之类，但占的比例不大。主要原因几乎都是客观的。

    （一）当然是口和笔的不同。显而易见的，如口散漫，笔严密，口冗杂，笔简练，口率直，笔委曲，出于口的内容大多是家常的，出于笔的内容常常是专门的，等等，都会使书面语自成一套，至少是虽然离口语不远而不能重合。这很容易证明，如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总不会和原话一模一样，因为甲讲乙记，甲有说的自由，乙有写的自由，成为书面，总不能不因乙的笔而有少量的变动。

    （二）刚说过的不能重合是无意的；事实上，执笔为文，不能重合还常常来自有意，就是修改或修润。由理论方面说，修润也未尝不可以要求向口语靠拢，但事实上总是越求好，文的气味越重。最典型的例证是近年的，一种是论文之类，一般是多用长句，一种是散文、特写之类，一般是多用粉饰词语，这些，我们一念就知道，都是经过修润，因而远离口语的。

    （三）执笔为文，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这就是趸什么卖什么，学什么唱什么。我们看白话发展的历史，常常会发现白话作品不随着口语变的保守现象，如以及戏曲宾白的文诌诌，清人小说间或有早期话本用语，近年的文有些反而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浅易，都是学文而不学语的结果。

    （四）白话照口语写，不能不碰到一个大问题，是口语的所指问题。就汉语说，用的人，唐宋时期不少，现在更多。可是汉语由口里出来，形态是“多”，不是“一”。如往南，有广东人的口语，往北，有黑龙江人的口语。即使地区缩小到北京市，还有老旗人的口语、小学生的口语、知识分子的口语、文盲的口语等分别。地区不同会有方言的大差异，年岁不同和阶层不同也会出现土语多少的小差异。照什么口语写？显然，人人照自己的口语写这个办法行不通。任何人都知道，写白话作品，过去要用官话，现在要用普通话。说普通话，有地道的，如电台的广播员，一部分中小学教师，但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是口里有或多或少的方言土语，这就使照口语写，也就是所谓白话，碰到严重的障碍，甚至架了空。怎么办？当然是执笔的人要学。可是学用官话或普通话写，许多人是只能通过书面。这条路，或说这种苦恼，“五四”时期提倡白话的人早已感觉到，如胡适曾说：“我的家乡土话是离官话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