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是集体的休阑，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的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

    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时汲精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

    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

    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自劳在大年三十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得眺起来，唱起来……

    一个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多么了不起，多么有作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对往事的回亿，春节必定会伴着流逝的心情带给自己某些欲说还休的惆怅。因为春节是温馨的，是欢悦的。

    那惆怅即使绵绵，亦必包含着温馨，包含着欢悦啊！……

    金庸代表文学的一种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种，林语堂代表第三种，而鲁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种。市场经济更适合文学的诸种功能共存。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文学的末日。作家应有重视任何一种文学功能的绝对自由。这样才有利于“百花齐放”。

    那一种有时很荒谬的多义性，使我自小对“机关”二字心存惕悸。对被指称“机关”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从武侠小说中谈到“暗道机关”四个字。

    “机关”二字此处又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错损人利己的狡诈。

    “机关”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与“机关”二字连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谬起来了吗？

    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人的观念所反对和拒绝和排斥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娱乐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只要那娱乐的要求并不低俗，观念让步于官能，并非什么可耻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观念抑制官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观念的坚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观念的顽固是令人不偷挟的，甚而是令人讨厌的。

    一个自然的社会，是允许多种观念存在的社会，同时，是尽量满足人的多种娱乐需要的社会。

    而娱乐的本质是为官能效劳，不是为观念服务的。

    人类社会毕竟需用观念制约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约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认自己们在“文革”中是清醒着的、丑陋的可鄙的行径，是在清醒着的状态下发生的，比承认是在疯狂的状态下发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却也更接近着“文革”的真实……

    “左”是什么？“左”是怎样形成的？“左”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其实说来简单。

    当时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种表态时，某些人士举起了顺应时代的表态的旗帜，此时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认为的正确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帜因此举得更高，宣言的声调更高，这时他的支持热忱其实已开始脱离当时的单纯。

    如果他还想拥有一辆车，还想坐到一个什么官位上去，还企图获得来自于更上边的青陈，总之还要讨到更大的实惠——如果他内心里揣着如此这般的许多私心杂念而蹦起高儿挥舞他手中那表态的旗帜，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拥护，而由表现变得表演起来……

    那么是否也是一种“左”呢？归根到底，“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