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