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音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叽叽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在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未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

    我点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校园里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了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够喝半年的袋泡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孙飘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地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地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的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

    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你肯定能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