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住的那个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上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三十二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词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而来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怵。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四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无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到死神的到来。咚、咯。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一九七〇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的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十五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音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之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叽叽咕咕的。脸型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

    偶尔在路上擦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里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了“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每次回到宿舍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蹿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着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三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也快十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