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呼唤我回家。

    我坐在荒野里，没有回应母亲。

    一直捱到月亮爬上田野尽头的树梢，我才回家。

    我不敢看白栅栏那边微黄的灯光。第二天上课，我一直不敢抬头看她。那天，她的课讲得似乎也有点儿乱，声音有点儿过于平静。在以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见了她，总是低头贴着墙根溜，没有必要地把一块老大的空地让给她。我们的目光偶尔相遇时，她虽然还像以往一样微笑着，但脸上分明淡淡泛起羞涩的红晕。许多次，她力图要摆出她是我的老师的样子来，并且想使我相信，我在她心目中纯粹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是一个孩子。

    打破这种僵局，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个吹笛人有一个星期不来了。我看出，她的眼睛里含着一种焦急，一种惶然和担忧。一天下午，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一把抓住我的手：“替我送封信给他，能吗？”

    我点点头。

    我拿了信就跑。我现在太乐意为她做事情了。我觉得现在为她做点儿事，绝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我并为她给予我的信任而深深感动。我几乎是一口气跑完十里路，来到了镇上学校——他就在那里任教。然而，当我跨进校门，想到马上就要把她的信交到他手上时，刚才的兴致勃勃顿时消失了。

    我没有把她的信送到——他已在三天前调离那所学校，回三百里外东海边他的老家去了。

    我痛恨起他来，并在心里狠狠地骂他。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却又觉得自己走得很轻松，双脚极有弹性，仿佛踩在了云彩上。我好几次从高高的大堤上冲下去，冲到大河边上玩水漂漂。记得有一个水漂，在水面上像一只调皮的小鸟欢跳了十八次……

    七

    后来，我从父母亲的谈话中得知：那个吹笛人要带她远走，而她却希望他调到我父亲的学校，他不干，丢下她，坚决地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去了。

    她还是认真地给我们讲课，微笑着，把日子一寸一寸地打发走。我十二岁那年，当栀子花开了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由于她精心的教育，全部考上了初中。当我们簇拥着她，把喜讯告诉她时，她转身哭了。

    发榜后的第三天，我从外面玩儿回来，母亲对我说：“她要走了。”

    “上哪儿？”

    “海边。”

    “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两天。”

    我走了出去。

    晚上，我收拾着一个行李。母亲问：“干什么？”

    “二舅下芦荡割芦苇，我帮他看船去。”

    “你不是已对二舅说不去了吗？”

    “我去。”

    “你这孩子，也没有个准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夹着小小的行李卷，望着白栅栏那边的屋子发一阵愣，跑到了二舅家。

    当天，我们就开船，向二百里外的芦荡去了。

    日夜兼程，两日后，我们的船已抵达芦荡。

    密密匝匝的芦苇，像满地长出的一根根金条，一望无际。这里的水绿得发蓝，天空格外高阔。水泊里，我不时看到一种又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鸟。有的叫得非常好听。二舅去看芦苇，还发现一窝小鸟，给我带了回来。那鸟是绿色的，十分可爱。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愉快地给二舅看船，帮他捆芦苇。

    我在芦荡很有兴致地生活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却向二舅提出：“我要回家了。”

    “这怎么行？我的芦苇才割了三分之一呀。”

    “不，我要回家。”

    “你这不是胡来吗？！”

    “我就是要回家！”

    “不行！”二舅生气地丢下我，独自一人去割芦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