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都快要碎了，不过她心里很明白：到头来她一定会得到她父亲的同情和宽恕，不管他听了会感到多么痛苦难受。

    芬奇利对自己家里宁静、齐整、灵活、明智的气氛早就习以为常，这时露出异常惊愕、挑剔，而又并非毫不同情的神色直瞅着女儿，大声喊道：“哎哟哟，真的出了这等事！啊，真是见鬼！我真的大吃一惊，我的天哪！我一下子给吓懵了！我不能不说，这可真的非同小可呀。得了杀人犯罪名！可是你说，你自己的那些亲笔信还在他手里，而且现在可以推想，说不定还落到地方检察官手里呢。哎哟哟，真傻，桑德拉，真的鬼知道，你真傻！好几个月来，你妈老是跟我提起这件事。可你知道，我一直相信的是你的话，而不是她的话。现在，你看，就出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听她的话？为什么这些事在你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以前，不早点跟我谈一谈？我想我和你之间彼此都很了解。你妈跟我一向都是为你好，可不是吗？这你也很清楚。此外，当然罗，我一向以为你头脑清醒得很。说实话，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你怎么搞的，同一个凶杀案子有牵连！我的老天哪！”

    他猝然站起身来。这个长得漂亮、白里透红的人，身上的穿着非常讲究，开始来回踱步，愤然作色，捻了一下手指，而桑德拉还在继续哭泣。他猛地停住脚步，又转过身来对她说：“可是，别哭了，别哭了！光是哭不管用的。眼泪也帮不了你忙呀。当然罗，也许我们好歹能让这一丑闻不外扬出去。可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这事也许会对你有多大影响呀！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关于这些信，我们要过问一下。”

    桑德拉还是在哭泣。芬奇利先生就先把妻子叫过来，给她讲了这次打击的性质——这是对他们的社会声望的打击，将象阴影一样永远留在桑德拉的记忆里——随后打电话给莱加尔·阿特伯里。此人既是一位律师，又是本州参议员、共和党本州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芬奇利的常年私人法律顾问。他把女儿目前惊人的困境讲给律师听，并且还问此事该怎么办最稳妥。

    “嗯，让我想一想，”阿特伯里回答说。“芬奇利先生，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就不会过分发愁的。我想，这件事我总可以替您办妥贴的，决不会有损于您的名誉吧。嗯，让我想一想，卡塔拉基县的那个地方检察官，究竟是何许人也？我可得了解清楚后，跟此人联系一下，随后再打电话给您。不过，请您尽管放心好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尽力而为——至少让各报刊上不提那些信。也许在开审时也不让出示那些信——对此，我还不能说有把握——不过，我相信我总可以想想办法，让他们不要提到令媛的名字。因此，请您宽心得了。”

    稍后，阿特伯里从律师通讯录上找到了梅森的名字，给他通了电话，马上跟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因为梅森好象认为这些信件与他经办的案子关系极为重要，尽管他一听是阿特伯里的声音就毕恭毕敬，赶紧解释说：他压根儿没有打算要把桑德拉的名字或是那些信件公之于众，只是准备留待大陪审团秘密审查，除非克莱德如实供认，免去开庭审判的话。

    后来，阿特伯里给芬奇利回电时，发现他坚决反对用任何方式提到这些信件或是桑德拉的名字，便向他保证说：明后天他将亲自携带某些方案与政界消息到布里奇伯格走一趟，也许可以使梅森在决定用任何方式提到桑德拉以前，还得先要好好考虑一番才行。

    接着，芬奇利一家人经过适当商议以后，就决定：芬奇利太太、斯图尔特和桑德拉立刻动身去缅因州海滨，或是去他们乐意去的地方，用不着向任何人作出解释或是告别辞行。芬奇利先生打算回莱柯格斯和奥尔巴尼。他们一家人，不拘是谁，如果留在新闻记者能找到他们或是朋友们会问起他们的地方，都是极不妥当的。因此，芬奇利一家马上躲到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