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独立上诉，事实上一点都不独立，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为了抗议政治迫害而拒绝上诉，不管任何自由，都不应该自取其辱地给国民党再一次机会，这是最起码的政治智慧！

    更何况还有整体党外公信力的问题！

    党外有人高叫支持三位被告去上诉，但是事实上，三位被告上诉后，整个党外已像泄了气的皮球。

    有人退出支持三位被告的后援会，有人收回义助民事赔偿的捐款，更有人对党外彻底的失望！

    党外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最主要的是因为一向最被看好是党外明日之星、一向最具抗议精神的陈水扁竟然也软弱了。

    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党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脱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缠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出第一线！

    党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管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党早已是大赢家，党外出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强烈指责的必要。

    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党外的前途在哪里？党外还会有让人民以及国民党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

    （二月七日）

    <b>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感</b>

    （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黄天福、李逸洋、陈水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道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黄遵宪的那首《台湾行》。我为王荣文“远流出版公司”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入《台湾行》这首诗，是有深意的。《台湾行》中写台湾人争取自由，总是虎头蛇尾，到头来弄得灰头土脸。《台湾行》最后一段是：

    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台湾人在转眼之间反复、转眼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根性的问题、“预备”不足的问题。

    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露无遗。

    “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在法理上，这种上诉，是当事人身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水扁他们的人身都好好的，这样子的由配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身上，而不规定在配偶之类的身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配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出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日“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独立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的丈夫在一审宣判之后，坚持拒绝上诉，宣布当初我们并不知情，事后我们也深知他们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因此吾等内心之忧虑与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发。但他们可曾体会到，这种牺牲，对我们三位与他们分忧分劳的女性来说，痛苦是何等的深、代价是何等的大！

    犹记得方素敏女士在林义雄先生被捕之后，写了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