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我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

    这些段落，如果独立来看，确实让人“不习惯”，不仅仅是性描写的细致与繁多，而且作者冷静而疏离的笔调也迥异于将“性”视为禁区，有意回避或涉足的那种拒斥或迷恋。

    率先公开批评性描写的是老辈学者吴小如，他自称“赶新潮”读了，却发现“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的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这样的‘天才’作品（包括其它专以性爱为描写内容的‘文学’读物）实际上是在起着‘教唆’作用。”（《“开卷有益”与“杞人忧天”》，《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另有评论直接表示“只类似于法院存放的某些性犯罪罪犯的案件卷宗（在这类卷宗中，几乎所有办案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性犯罪的具体细节饶有兴味）……王小波的性观念相当陈腐，几乎都是当代的兰陵笑笑生”（赵振鹏《王小波，你是只什么鸟？》，《北京文学》1999年1月号）

    王小波的辩护者也大抵在“人性”层面上理解小说中的性，觉得其中“洋溢着人文主义的内容”：“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描写，均发生在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王小波用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性的呼唤……的性描写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冷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艺术广角》2000年第3期）他们将对接新时期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从中读出的居然是“超越与飞升”：

    王二以性爱领域作为最后的抗争阵地，分别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和几位女性演绎出一幕幕不无放纵又不失纯美的惊心动魄的性爱故事，并且不厌其烦甚至十分热衷地向组织如实地详尽地交待问题的每个细节，以身体语言诉说着爱情的势不可挡和惊人的浪漫美丽，言说着叛逆精神惊世骇俗的激情与力量，针对荒诞岁月里的荒谬和苦难进行最彻底的反讽和最决绝的反叛，以价值层面上的胜利来烛照惨淡岁月所遮蔽不住的青春、热情和智慧，从而最终以瑰丽的卓绝的飞翔姿态完成了对于苦难、荒谬的永恒超越，对于生命自身的美丽飞升和对于生命本真的虔诚皈依。（王卫红《永恒的超越和美丽的飞升》，《作家报》1997年10月23日）

    批判者与辩护者都对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他们囿于传统的阅读习惯与思维定式，强行将放置在“人性—道德”这一谱系里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圆凿枘的结论。论及误读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与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

    确实有人用类似看王朔的眼光来审视王小波：“从作家本体的意义上来说，王小波为了消解崇高，不惜将自身的痞气强加给其他的知识分子，甚至在摆脱了荒谬时代之后仍然如此……他消解着荒谬的时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着一切，他借的工具还是性。不仅如此，他的最大失误（或者说是错误）在于消解的后果。……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消解而活，那么，他活得未免太过悲哀了吧？”（刘旭《精神骑士还是高等无赖》，1998年第2期）看来，王小波的小说对许多读者来说，陈义过高。

    完全不同于以反思“文革”与咏叹青春的“知青小说”，它也并不歌颂人性的美好和对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爱描写并非为了赞美男女间的爱情，也并非仅仅以此作为反抗专政压迫的武器。相反，陈清扬并不热衷于性爱，“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对于 “被称为破鞋”耿耿于怀，宁愿成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斗争差，“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因为此时的性爱使她“终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