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出。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气候中的青年作家，雄姿英发地活跃于当今文坛。这批晚生代作家，普遍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当他们开始跻身于文学潮汐时，“文革”式的运动只像一个传说，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回响。他们共享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空，创作的自由度和想像力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释放。他们中间，有的用艺术的方式解读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意识；有的在对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审视中融入人性的力量；有的关注城市同龄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有的怀念故土往日的阳光；有的嘲弄经济活动中商场、情场、官场的纠结与是非；有的解构了现世的种种“乌托邦”；有的专注于女性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与灵魂诉求；有的将生活现实置于形而上的思考，且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结构结合起来；还有的通过民族历史变迁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再现了民族特点、特质和成长历程。可以说，在中国今日文坛上，在文化机制多样化、文化环境宽松化、文艺观念多元化、文学书写个性化的当下，这批年富力强的作家，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的生力军。

    在中国，文学多种样态的可能性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说在此以前的漫长日子，是一个“教化”的、也是“以观念支配生活与文学”的岁月，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奋取的、线性的、进化的历史观占据观念的主导地位，人们至少相信存在着某种统一的价值观（只是解读和描述的不同）而继续富于排他性；那么，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两岸三地文化、文学的全方位汇流三大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自身观念的“影响与效应”成为更核心的东西，“差异、分化与选择”成为更明显的特征。文学不再受观念支配而是“以生活取舍观念”，不再是过去那种庞大和整体的“机器”而变成一个又一个“零件”，皇纲被欲望与信息解纽，从而进入了一个既繁华又困窘、既肤浅又深刻的个人化、市场化时期。

    文学的“世俗化”随之扑面而来。至少有以下四种突出的社会思想文化“消解”现象：曾经支撑文学史的“文化精英”、“知识英雄”的地位消解了，作家的文化身份被商业、市场改写重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众”较之“精英”在“俗世的自由主义”此一层面走得更远；媒体革命所创造的视觉文化/大众文学，使“大手笔”消解，“大叙事”崩溃，传统文学作为精神性的品格与寻索被侃贫了，代之以由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通道的“作秀”大肆扩张，作家呈零散化乃至被影像、传媒、网络所“收编”；从社会生活到文学艺术，“道德”的相对化与“信仰”的个体化，使以往统一的“道德标准”消解了，道德话语变成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相联系的东西，而“公民意识”凸显了，并提供着维系当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共识，文学也越来越与“道德”疏离而切近“普通人”的感性欲求，由以往的“教化”而变为原本意义上的“服务”与“代言”；“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也被消解了，边界被模糊，在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与争论已不再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恰恰在“现代”与“现代”之间，上下左右都说自己是“现代”的，只是有不同的表达与论说方式，不过，人们都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对于“主义之争”缺少了兴趣，关心的是务实地谈论与研究具体的问题，“主义”与“问题”的分离，造成了有“思想”而无“文化”或有“文化”而无“思想”的普遍现象——这或许正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世俗”之所以为“世俗”的突出表征。上述四种“消解”，延续至新世纪初叶，使每年平均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400多种散文集、七万首诗歌、数万集影视文学的偌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