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蔑视知识和忽视艺术，把文学视作“阶级斗争工具”而绑上政治的战车，动辄发动“高潮”、“运动”，连续出现败笔。许多作家曾经踩着早春阳光大道舞步，有过热情奔放、轻盈流畅的欢快，却也有满怀真诚却被误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斗争哲学”与“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艺术翅膀遭到了折损。为激进主义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被判为“反革命”或“反党”，一批崭露头角而敢于直言的文学才俊，受到了不适当的政治处理。文学界一些人也迷惘起来，逐渐滋生并膨胀了“虔诚的狂热”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明确”而对一切异已的或主流外“另类”文学的排他性，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时已至极点。可以说，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相当多的作家们为指令、为时政所驱使，在非文学上面无谓地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心力，创作未能进入充分的、审美的自由状态，也就难以自觉地解决好艺术创造问题。以《雷雨》、而闻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尘时不无愧疚地说：“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极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脑子还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识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却在起着可恶的作用，甚至阻碍我的创造。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剧。”

    这一悲剧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而终结。自1979年始，中国大陆作家方才真正翻开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页。政治并非文学之累，但文学从“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转折，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与艺术解放，回归文学、回归现实、回归艺术个性，成为涌动的文化思潮与文学展示。上下求索的无悔和宠辱不惊的澄净，使创作主体逐渐成为精神命运的拥有者，并从中穷尽新意识形态的艺术呈示。“想象的东方”被中国大陆作家作了令人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书写。作家们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化于作品中，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并通过汉语思维与艺术，折射古老的东方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重获生机的心路历程，其间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创造的欢欣，是一般外人都难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处于社会复杂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谬”与残损，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价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与问题，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识者”在当代的命运，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结构与生存方式，总之，人们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生活道路，文学作为“回应”，也必然有了更开阔的思想与艺术的空间，孕育了并非“被规范”而是多种样态的可能性。

    文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国文坛涌现。他们在六十年代当过“红卫兵”或“红小兵”，中学毕业或未毕业就赶上了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本应继续接受正常教育，却被驱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草原或陕北那些荒凉又艰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遗弃的环境里度过“睡不醒的青春”。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却也在底层的历练中获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东西——文学与脚下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后登上文坛的这批文学青年，虽然没有他们的前辈所背肩的历史沉重，却在和父老乡亲朝夕相处中获得的情感和话语，使他们敢爱、敢恨，也敢于说出和写出内心的热切。这股青春热流化成的作品，游弋于同往事干杯与观世态炎凉之间，有一份浩落苍凉的人生感慨和对于命运的思考求索。

    在中国文学界，也的确是江山代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