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庭审的最后一天。辩方律师艾伦·培恩正在向陪审团作总结性陈述。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大量有关泰勒医生胜任或是无能的证词。好的，扬法官会向各位指出这不是本案的目的。我坚信，每有一个对她工作不表赞同的医生，我们就可以找出一打表示赞赏的来。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佩姬·泰勒正在此为约翰·克洛宁之死受审。她已经承认曾帮助他去死。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是他要求佩姬·泰勒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无痛苦致死，这在全世界已越来越被接受。去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已经确认，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有权拒绝或者是要求撤消任何一种形式的医疗。应该由个人来选择或者谢绝治疗程序，以决定是生是死。”

    他直视着陪审团的每个成员。“无痛苦致死或者叫安乐死，是一种怜悯的罪恶，是一种仁慈的罪恶，而且我敢说，它在全世界的医院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着。控方律师要求判处死刑。不能让他在此混淆视听。从来没有因安乐死而判死刑的先例。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人认为安乐死应属合法，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有18个州安乐死合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权强迫那些无可救药的病人在痛苦中生活，强迫他们活活受罪？由于医学技术的大步发展，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已经把对病人的看护转移给机器来从事。机器是没有任何仁慈怜悯之心的。如果一匹马断了腿，我们就开枪打死它，使它摆脱痛苦。而对一个人，我们却要强使他或她在一种不死不活的地狱般的境地中饱受煎熬。

    “泰勒医生并没有决定约翰·克洛宁何时该死。是约翰·克洛宁自己做出了决定。不要搞错了，泰勒医生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仁慈之举。她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你们完全可以相信，她在事前对遗赠金钱一无所知。她这样做，是基于一种同情怜悯的精神。约翰·克洛宁是个心脏衰竭病人，并且患有无法医治的癌症，癌病变已经扩散到全身，令他痛不欲生。请各位扪心自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否愿意继续维持自己的生命？谢谢各位。”他转过身，走回到台子旁，在佩姬身边坐下。

    格斯·维纳布起身走到陪审团前站定。“怜悯？仁慈？”他朝佩姬这边打量一下，摇摇头，又回头面向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本人在法庭上从事律师业务已经20多个年头，我必须告诉各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桩为了金钱利益而冷酷无情蓄意谋杀更为昭然若揭的案子了。”

    佩姬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个字，心情紧张，面色惨白。

    “辩方刚才谈到安乐死。泰勒医生难道真是出自怜悯之心才干下这桩事的吗？我以为并非如此。泰勒医生本人和其他人都已作证，克洛宁先生已然是去日无多。为什么她就不能让他活过这几天呢？也许是因为泰勒医生害怕克洛宁太太得知她丈夫修改遗嘱的事并且给予阻止吧。

    “最令人惊异的巧合是，就在克洛宁先生刚刚修改遗嘱和给泰勒医生留下百万美元巨款之后，她立即给他注射过量的胰岛素，将他谋杀。

    “一遍又一遍，就连被告自己的话也在证明她有罪。她说她与约翰·克洛宁友善相处，他喜欢她并且尊重她。可是你们已经听到证人作证时说他恨佩姬·泰勒医生，他管她叫‘那条母狗’，叫她那双脏手别碰他。”

    格斯·维纳布朝被告瞥了一眼。佩姬满脸绝望的神情。他又转脸面对陪审团。“一位律师作证，泰勒医生曾就遗赠给她的百万美金说过，‘这是不道德的。他是我的病人。’但她还是霸占了这笔钱。她需要这笔钱。她家里有个抽屉，里面满是旅游观光的小册子——巴黎、伦敦、里维埃拉。请各位注意，她在弄到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去旅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