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佩姬极少见到凯特和霍尼。她们或者在医院小餐厅里匆匆忙忙吃顿早饭，或者在医院走廊里偶然打个照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在公寓里互相留言的办法。

    “晚饭在冰箱里。”

    “微波炉坏了。”

    “抱歉，我没时间打扫。”

    “我们三人周六晚外出吃饭如何？”

    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漫长工作时间持续成为一种惩罚，考验着所有见习住院医生们的忍耐极限。

    佩姬欢迎这种压力。这就使她没有时间再去想阿尔弗雷德以及他们曾一道规划的未来。然而，她并不能就这样把他从自己的脑海里驱赶出去。他的所作所为给佩姬造成了极深的苦痛，这种苦痛不是可以轻易地挥之即去的。她不断用那种无益的“要是那”假定推测折磨着自己。

    要是我还和阿尔弗雷德一起留在非洲，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要是他和我一起来芝加哥呢？

    要是他没遇见卡伦呢？

    要是……？

    一个星期五，佩姬去更衣室换工作服时，发现上面有人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母狗”。

    第二天，佩姬去找自己的笔记本，发现丢了。她所做的所有的工作笔记全都不见了。也许我放错地方了，佩姬想。

    但是她无法使自己相信这点。

    医院以外的世界停止了存在。佩姬晓得伊拉克正在科威特攻城掠地，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15岁的白血病患儿的需要。东西德统一的那一天，佩姬正在奋力抢救一名糖尿病患者的生命。玛格丽特·撒切尔辞去了英国首相的职务，但更重要的是，214病房的病人又能自己行走了。

    让人尚可忍耐的还是那些与佩姬一道工作的同事们。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献身于医治他人创伤、消除痛苦和拯救生命的事业。佩姬注视着他们每天创造的奇迹，这些奇迹使她自己也充满了自豪感。

    最大的压力是在抢救室的工作。抢救室里总是塞满了各式各样可以想象的受伤的人们。

    在医院里长时间的工作和压力使医生和护士们身心交瘁。医生的离婚率高得非同寻常，婚外私通是很平常的事。

    汤姆·张也是家庭生活有问题的人。他在喝咖啡的时候把这事讲给佩姬听。

    “我能对付长时间的工作，”张吐露道。“但是我妻子做不到。她抱怨说她见都见不到我了，对女儿来说我已经成为陌生人。她没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妻子来医院看过吗？”

    “没有。”

    “你干嘛不邀她到这儿来吃顿午饭，汤姆？让她看看你正在做的工作，看看这工作有多重要。”

    张觉得豁然开朗。“这个主意好。谢谢，佩姬。我会照办的。我想请你见见她。你能和我们一块儿吃午饭吗？”

    “非常愿意。”

    张的妻子谢是个非常可爱的少妇，有着一种古典和永恒的美貌。张带她在医院各处参观，然后在小餐厅里和佩姬共进午餐。

    张以前告诉过佩姬，谢是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

    “你觉得旧金山怎么样？”佩姬问道。

    谢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谢彬彬有礼地说。“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这儿好像是个陌路人。它太大了，太吵了。”

    “但我知道香港也是又大又吵啊。”

    “我来自于离香港还有一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村子。那儿没有喧嚣，也没有汽车，大家互相都认识。”她看着自己的丈夫。“汤姆和我，还有我们的小女儿，在那儿非常快乐。南丫岛也非常美丽。那里有白色的沙滩，小农场，附近还有一个叫索罟湾的小渔村。那里是多么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