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后部的行李仓，把“阿尔法”汽车开出汽车间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他关上汽车间的大门，扣上锁，把钥匙放进口袋，就驾车回到旅馆。

    到达米兰后仅仅24小时，他就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个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劳累，把感到剧痛的双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才穿好衣服去喝鸡尾酒和吃晚饭。

    他在走进酒吧间之前，先到接待处柜台边停留了一下，要他们在晚饭后替他把账目结清，并要他们在明晨5点半叫醒他，同时送来一杯茶。

    在吃罢第二顿精美的饭菜后，他用剩下的意大利里拉把账结清。11点过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伯·奎格利爵士背着双手站在他外交部办公室内的窗口旁边，俯瞰着窗外大片平整洁净的近卫骑兵队阅兵场。一纵队井然有序的近卫骑兵队，正行进在碎石路上，蹄声得得，整齐地向白金汉宫跑去。

    这是一幅多么悦目赏心的景色啊！杰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从外交部望出去，看着这幅最典型的英国景色。看着那些身穿蓝军装的骑兵驶过，看着阳光和那些昂头翘首赞叹不已的旅游者，听着广场上传来马具和马嚼子的丁当声，振奋精神的马的嘶叫声，这就足以补偿他在其他小国家的大使馆中虚度的那些年头了。每次注视着这样的景色，他总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并由衷地感到一丝自豪。有时候，他一听到碎石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就会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到窗户前站着，看着骑兵经过，然后才回来处理文件。

    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杰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干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