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在国务院与戴维·劳伦斯会晤时，铁板着的脸上怒形于色。

    美国国务卿应苏方的请求正在接见他，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应苏方的“坚决要求”。

    大使用刻板而又平淡的调子朗读了他的正式抗议照会。他读完之后便把照会文本放在那位美国人的办公桌上。劳伦斯已知道那份照会的确切内容，并已准备好了一个答复，那是由他的法律顾问们拟订的，其中有三位顾问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的两侧。

    他承认，西柏林确实不是拥有主权的地区，却是在四大国占领下的一个城市。然而，西方盟国早已承认，在法制问题上，西柏林当局应该受理除触犯纯属西方盟国军事法范围之外的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他继续说道，民航客机的劫特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是由美国的公民侵犯别的美国公民，也不是发生在滕珀尔霍夫的美国空军基地的范围以内。因此，那属于一起民事案件。结果，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美方不能在西柏林的领土范围内拘留非美国籍的公民，也不能保留并非美国人拥有的物证，尽管那架客机曾在一个美国空军的基地上停留。因此，他只得拒绝苏联的抗议，别无其他的方法。

    那位大使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着他把话说完。大使答复道，他无法接受美国的解释，并拒绝这样的解释。他将按那样的意思向他的政府汇报。话音刚落，他便离开那儿，并返回他的大使馆中去向莫斯科作汇报。

    那一天，三个人坐在伦敦市贝斯沃特区的一套单元住宅中，眼睛盯着他们四周地板上撒得乱七八糟的报纸。

    “一场灾难，”安德鲁·德雷克厉声说道，“一场该死的灾难，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到达以色列了，不出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释放，并能举行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他究竟干嘛要开枪打死那个机长呢？”

    “如果机长正在申费尔德机场上着落而拒绝飞到西柏林的话，他们无论如何是完蛋了。”阿扎玛特·克里姆说道。

    “他们该用棍子打他。”德雷克哼着鼻子说道。

    “一时的冲动，”卡明斯基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那些手枪能被追查出来吗？”德雷克向克里姆问道。

    那位矮小的鞑靼人摇摇头。“也许会查出那家出售手枪的商店，”他说道，“不会追查到我身上。我当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德雷克在地毯上踱着步，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认为，他们不会被引渡回去的，”他最终说道，“苏联人现在想把他们要回去，因为他们劫持了飞机，开枪打死了鲁登科机长，殴打了飞机上的那个克格勃特工，当然，还殴打了另一个他们从他身上拿走身份证的克格勃特工。但杀死那位机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西德政府将不会把两个犹太人送回去被处死。另一方面，他们将会受审和判罪。也许是无期徒刑。米罗斯拉夫，他们会开口谈有关伊凡南科的事情吗？”

    那位乌克兰流亡者摇了摇头。

    “如果他们有理智的话，是不会开口的，”他说道，“在西柏林的市中心不会的。德国人也许不得不变卦而终究把他们送回去。如果他们相信这两个人所说的话，莫斯科将会否认伊凡南科是死了，并搞一个面貌相像的人来做证据，所以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但莫斯科将会相信他们的话，并把他们消灭掉。德国人由于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将不会提供任何特殊的保护。他们不会冒险的。他们将会保持沉默。”

    “那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克里姆指出。“我们这番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整个苏联的国家机器蒙受一次奇耻大辱。我们无法举行那样的记者招待会；我们并不掌握任何可使全世界信服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