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亚·德拉契的梦